这条路去地狱，先生们

嗓音：“她有一条白裙子，和一个更白...”

    “大声！”

    “更白的灵魂，她，她，”穆勒开始结巴，脸色发红，与其说是在唱歌不如说是在带着哭腔念词儿，“她是一个多么好的姑娘，可惜她佩戴的不是十字架。哦，她是一个，多么好的姑娘，可惜她佩戴的不是十字架。”

    “怎么样，有回家的感觉么？”我捏了捏埃里希的脖子。

    埃里希机械的重复切割rou排，放进嘴里，咀嚼，然后吞下的动作，神情冷漠，再也没有过去因穆勒受辱而悲伤同情的自责反馈。听到我的问题后他停下动作，木讷的抬起头看了看在自己面前被敌人戏弄嘲笑的前副官，举起酒杯致意，随后一饮而尽，接着回到切割，咀嚼，吞下的进食流程。我知道我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变化，暧昧和关怀的情愫消失殆尽，河水被蒸干，露出狰狞贫瘠的真相，没有爱，没有温暖，只有苟延残喘的妥协。

    暴力一发不可收拾，愈演愈烈。我不断的伤害他们，又不免在事后感到愧疚无奈。我绝不会跟卡扎罗斯人道歉，只好更隐晦的示好。情绪不讲逻辑，甚至诱导出另一种奇怪的偏执行为－－我会不断打破他们的底线，用凄厉的尖叫哀嚎来确定上一场凌虐没有把他们彻底毁掉，紧随其后的是温柔抚慰，妄图用小恩小惠弥补战俘们的满目疮痍。这种细腻的关怀和让步再次引起我的自厌和不满，于是开始凌虐泄愤。周而复始；没有尽头的暴力漩涡。

    我亲吻穆勒，以能想到的最温柔无害的方式zuoai安抚他。我一周至少有三四天会和穆勒过夜，帮他擦药修复脊背的鞭痕。穆勒老哭，委屈的把脸埋进枕头，脊背裸露，屁股一抖一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