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在红旗下33

，像一只等待被屠宰的羔羊一样心惊胆颤。有好几次，她见有一两个革命积极分子坐在自己旁边，便吓得战战惊惊的几乎虚脱，连呼x1都不畅了，甚至想跑出会场去自己了断，一了百了。

    每天提着心过日子的人实在也不只晚云一个，尤其是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也冷汗直冒，很小心地防着悬在头顶上的革命利剑掉下来扎Si自己。“工人宣传队”队长有一个逻辑：解放前你有条件上大学，说明你的家庭有钱。真正的劳动人民是没有钱的，说明你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不是劳动人民就是剥削阶级，剥削阶级当然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对象。

    ‘现在弄不弄你就看你的表现了。’“工人宣传队”队长大声宣布。

    十六

    终于，有三个人撑不下去了。

    最早走的是化学研究室的老刘，曾经的复旦大学高才生，现今学业深厚的工程师。

    老刘毕业之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攻坚阶段。一心想报效国家的他听说美国自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需要部分中方人员协助作战，立即报名参加了。凭借自己英文过y的本领，在飞虎队里他做了中美语言翻译官，整整呆了三年，转战南北。后来，战争结束，老刘转业到一家化工厂做技术员，直至被调入研究院。

    老刘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在读英文书或化工专业书。读书是他仅有的Ai好，令他学术JiNg湛，博学多才。读书也使他变成了不谙世事的书呆子。1957年春季大鸣大放，在院领导的“诚恳”鼓励下，老刘热血沸腾的向党进言：‘希望把宪法作为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