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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跟朋友路过也眼馋，但消费不起，也就打打台球什么的，舞不会跳，不乱搞关系。为什么关门？这怎么知道，没相干的事儿。

    我独自躺在病房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左面是一座小公园，里面有沙子地的广场，小孩的嬉闹声从那边传来。与这些欢乐的声音交杂着的，是杨坤接受审问的声音。他镇定、积极，语气中又有股老实巴交的作态，讲的故事令人信服。

    突然间我对来问话的警察感到可悲，从杨坤那里他们一定是问不出什么来了。和我一样，杨坤肯定每天晚上也在脑子里进行这样的训练。

    我们都在做蜘蛛的工作，用细细密密的谎言，将孤立片段的现实缝补起来，编制成一个巨大的网，来挡住令人恐惧的真相。这样的练习必须每天在头脑中进行，要达到非常熟练的地步，才能在被提问时，不费思考地脱口而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杨坤和我是真的同伴。我们之间有作为杀手的默契，有对彼此技术的信赖。更重要的是，他救了我，把我从那个可怖的黑房子里搬了出来。现在还在为了救人一事，接受没完没了的问话，承担着出现错漏的风险。我们之间的确是同盟的关系。

    这之后提问还进行了一刻钟左右，但反反复复，总归是时间，地点，人物相关的问题。你为什么某日的某时某刻在阿波罗门口，为什么把人带到医院来，怎么不叫救护车，等等。

    我就这么百无聊赖地听了许久，风平浪静之下，心底却在强烈的隐隐不安。我想，这也许就是杨坤所说的“当事情变得太容易”。我们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