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肿是一位有名字的先生

黑色褶裙：“之前我只把裙腰往里折，裙子是短啦，可底下裙摆不飘，不好看，我就加了腰带！”

    小嫚转了个圈儿展示她的裙子：“先把腰往里折两扣，然后再系腰带，裙摆就能飞起来了。”

    “你老师说你缺了好几天的课，你跟他说是我让的，他就来找我了。”

    “哪个老师？”

    我脑子里想着‘guitou红肿’，差点脱口而出，幸而及时止住：“戴老师。”

    小嫚‘啃啃’的清嗓子，我告诉她，除了那什么家事课其他都得去上，本来我还想说她那裙子，又怕说不好这孩子闹别扭，就没张开嘴。

    上海的夏天赶上天上没云只有个大太阳的时候，就是那种干巴巴的热，把人身体里那点儿油水烤出来，叫人觉着自己活像从烧窑里刚拖出来的陶器。

    ——所以第二天我到公馆那头时，大嫂窝在阴凉的公馆里不肯出屋，描上眉画上眼，又开始比划那把剑。

    大嫂誉满京城那几年，也是不曾扮过虞姬的。她唱最多是杜丽娘，杜丽娘用不上虞姬的剑。

    我陪她耗到中午吃完饭才出门办事。

    大先生一死，印度那烟土商没了大买主就反复来找我磨嘴皮，我还是像上次那样告诉他，我手里除了脚行只有几艘破商船，可买不起他手里的货。

    之前和大先生水火不容的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也终于肯收我的礼了。

    礼物不贵，就是几箱栖霞苹果，从老督察长家乡运来的。

    到了傍晚六点